调研情况：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国社会发展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为此，经济发展不但要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重组带来的效率增长，同时也要建立在与生产力提高相匹配的工人技能提升和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够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逐渐迈入社会中间阶层。 技术工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农民工提高技能水平、享有均等的市民权利乃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窗口。在此背景下，企业对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也相应提高，如工业机器人行业中的安装调试、操作维护等工作，都离不开技术熟练且经验丰富的新技术工人。在目前各地政府公布的紧缺职业目录中，高级焊工、维修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都是企业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此，培育壮大新技术工人队伍，既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着力点。 

问题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让一定比例的农民工通过技能升级的方式成为新的中间阶层，进一步缓解机会不均等的代际传递，从而增强社会流动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定迈向中高端的产业政策、投资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同时，也需要同步实施与时俱进的公共政策。 

具体建议：

第一，通过提升专业性职业技能培训的规模和质量，有效改善智能制造产业转型过程中技术人才短缺的现状。在我省制造业劳动力大军中，农民工仍占相当的比例，但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参加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面临技术型失业的风险较高，因此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对象应为普通农民工。而企业在产业自动化升级实施“机器换人”过程中，通常会给农民工的技能需求与职业结构带来正反两面的影响，即一方面是“去技能化”与岗位替代，另一方面则是“再技能化”与职业升级。要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就应加快构建完善且更具包容性的技能形成体系，为一线工人制定转岗技能培训和社会保护政策，提供相应的技能补贴，尤其帮助低技能工人在短期内重返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少结构性失业，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进一步落实职业技能水平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体系建设，从政策层面规范新技术工人的技术资格与社会身份认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工的技术赋权主要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实现，而这一过程又必须与专业资格认证相匹配，才能够推动技术有效转化为应得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农民工群体成长为新技术工人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此前国有企业大多采用“八级工资制度”考核认定工人技术等级，有效地对技术工种、技术水平进行了统一认证，而目前对于新技术涉及的多个制造领域都尚欠缺统一、规范且具权威性的技术资格认定。建立健全完善有效的专业技术及技能标准认定，将有助于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技能提升与积累，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行途径。 

第三，地方政府应专门制定针对新技术工人的社会保护及保障政策，从而得以在技能培育和社会权利保障方面有效达到吸引并留住新技术人才的目标。已有研究表明，提高受教育年限、学徒工经历及参加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成长为技术工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技术培训机会、参加社保情况、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皆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提高其工作稳定性。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为解决新技术工人短缺的瓶颈性问题，广东等地的部分城市试行“积分入户”政策，逐步承担起促进农民工技能积累，并将其转化为户籍身份的功能，收到了良好效果。这些经验值得江苏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