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指苍穹、“神舟”凌空——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启中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之旅。

“身穿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服，我们都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航天员刘伯明豪情万丈。

这信心背后，是伟大的祖国，是党领导下日益强大的中国科技事业。

曾几何时，因工业制造及相关工艺水平较低，被钱学森称之为“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的载人飞船“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构思图和一个个试验中。

而今，从“嫦娥”探月到“天问”登火、从跑出“中国速度”的新冠疫苗到跻身世界领先水平的5G技术、从万米深潜到航母入列……中国以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让古老的东方涌动起创新之潮。　

中国科技崛起的背后，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引领科技事业不断前行的奋斗历程。百年来，党领导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坚实有力支撑。

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重视科技事业，带领中国科技界，领导全国人民在求得民族独立的战火硝烟中休戚与共、播种奠基，在新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自主创新、屹立潮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大势，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视程度之高、政策密度之大、推动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从思想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建设科技强国的纲领和指南。

第一章 向科学进军

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1949年，中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响彻历史的天空。

接过掌管新中国的钥匙，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亟待重振的河山，是同样艰难的如何尽快富起来、强起来的宏大命题。

这曾经是一个创造了璀璨文明的民族，但在现代科技上，它已经落得太远。彼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人，专门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落后，部分科学家流落海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科技发展总体上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落后就要挨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切体会到，改变落后状况必须依靠科技。

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起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由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科技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至少要再往前追溯30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潮。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在“五四运动”爱国、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科学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和振兴中华的重要手段予以遵循和推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成为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的忠实代表，也成为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领路人。

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虽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指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依然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提倡自然科学。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就对科技工作者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科技工作者参加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党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1945年，在党的影响下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时追求民主进步的科技工作者的政治核心。

饱读史书的毛泽东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过。

1949年10月31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

与此同时，各地人民政府在接管旧中国留下的科研、试验机构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恢复、调整和建立当地的研究机构。到1956年，全国共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000余人。

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从此，中国科技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统一组织。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新中国成立仅仅两个月，“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即成立。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号召留学国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是当时的重要决策之一。

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郭永怀、师昌绪等一大批日后在各领域做出彪炳史册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们破除一切艰难险阻、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陆续回到中国这片热土。

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带领着全国科研人员在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

集结回国的科学家们和新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科技队伍，很快等来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年1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里写道。

这段话记录的是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和迅速进步面前，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在上述两个方面极其重要论断的基础上，他着重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毛泽东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转移工作重心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号召向科学进军的第一声春雷。

与此同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当时的科学探索提供了空前自由的环境。

队伍有了，环境有了，如何向科学进军？1956年初，中共中央开始着手为新中国科技事业描绘一幅可以遵循的蓝图。

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以中国科学院为基础，全国400多名科学家、近20位苏联专家集结到一起，用了半年时间即编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十二年科技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提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一共定了6项我国紧急发展的尖端科技。

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曾撰文评述，这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这份规划最后的落实速度和成果，同样令人惊叹。

1962年，《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5年完成。

《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完成时，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

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规划》的汇报时，比此前更加豪迈：“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方针，应当说是逼出来的，是一件大好事”

这一时期，国家科技管理体系和基本科研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形成。

1958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各地也相继成立地方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1年4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委拟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

这一日后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意见》经毛泽东批准，于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科技人员为之精神振奋。

彼时，自力更生的种子开始萌发。

苏联政府单方面地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撤退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严重的困难让广大科技人员反思以前过分依靠苏联的偏差，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这一口号迅速成为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以自力更生为基点的发展阶段。

依靠自力更生，我国“两弹一星”相继试验成功。

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发给赫鲁晓夫一枚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聂荣臻在回顾我国科技发展的经验时指出：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方针，应当说是逼出来的，是一件大好事。

这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共和国，在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指引和感召下，迅速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迅速涌现出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

1959年，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66年，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

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

这些在极为困难条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改变了中国科技极其落后的状况，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章 科学的春天来了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逐渐深入，对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份。

那一年的11月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按下的十八个鲜红手印，日后被认为是中国对内改革开始的标志。一个月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而早在这一年的3月份，另一件影响中国的大事已经发生。

1978年3月18日，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终生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与会的5000多名中国科技界精英很多都在会场流下热泪。

针对当时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几个关键性认识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拨乱反正，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重大是非。

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他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在论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亲切地设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分不开。

彼时，中国已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外目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人类物质文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疑强烈震撼到了他的内心深处。

1985年，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同样是在1988年，邓小平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总之，对全国广大知识分子而言，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明灯，是号角，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那一年，43岁的陈佳洱刚刚从陕西汉中的山沟沟回到北京。大会上，他曾感慨说：“我错过了最好的科学创造的年华”，在座的科学家们都笑了。当时年近70岁的流体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指着自己斑白的头发和脸颊上的皱纹笑问：“他都说自己老了，那我们怎么办？”一句话，让陈佳洱重燃了热血与斗志。

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中国共产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歌颂了春天的到来。

《科学的春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宣言，象征了一个科技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也不单是邓小平个人的高瞻远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是非面前勇于纠错的担当和气魄。

这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科学的春天”以后，一场被延误了的政策革命开始重新启动：科技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归队，科技机构重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依靠、面向”开启科技体制改革之路

彼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体制产生了科技与生产分离、工业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等问题，科技与教育脱节、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逐步凸显。

1981年2月，国家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即《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其要点包括：科学技术应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途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发展方针。

《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构成了1982年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

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指出明确方向。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革以前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状况，走一条“依靠、面向”的新路子。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一重磅文件的发布，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有领导、有步骤、有组织的全面开展阶段。这也表明我国科研范式从国防导向的科技政策转向经济导向的科技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式。

“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利推动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推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如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加强基础性研究3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框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63计划”被认为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新征程。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竞争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是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跟进科技发展浪潮；还是先全力发展好经济，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拿来主义”？各方争论不下。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起草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递交到邓小平的案头。

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邓小平，显然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半年里，国务院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组织200多位专家反复探讨、论证。1986年11月18日，这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正式发布。

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863计划”。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术领域。

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党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让新中国科技腾飞有了更高的起点。

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实践，引领了全球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方向……

回看这一战略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篇幅已经难以尽述了。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可以确定的是，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实现了。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操秀英  刘垠